老四，原名吴永强，1985年4月出生，山东临沂蒙阴人，2004年就读于星空体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期间担任文学社《拓荒者》主编，现为《齐鲁周刊》新闻部主任。2006年开始于《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中国诗歌》《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入选多种选本；在《江南》《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等发表小说，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大学时代》。曾参加《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山东省第十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浙江省第三节新荷作家训练营，获2014“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诗歌佳作奖、首届沂蒙精神兰田文学奖诗歌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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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的诗歌，在80后群体中耀示出自己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注重特殊个体体验在欲望方向的开掘与理性反思，这一类诗歌着意突出对个体“本真”的反省，深入剖析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在二者的冲突中反观自我，锤炼驯服欲望的本能；二是注重特殊个体体验在“史”（包括个人史、家族史、地方文化史）的方向上的开拓与融合，既表现个人特性，又突出社会性和历史性。将个人微观的人生体验与具有宏大视角的“史”的叙述结合起来，但并不刻意烘托“大”，或者单纯来渲染“小”，而是将二者很好地平衡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的审美构想，这种构想别具意味，独立于80后中的其他精致写作，不妨俗套地概括为“老四式”。
――赵目珍（80后诗人、评论家）
我认识吴永强已经接近十年了。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我在山师任教时，他则离开母校，加盟媒体，成了报人。然而，吴永强还有层隐秘的身份，那就是诗人“老四”。外表看起来，永强是中规中矩的都市白领。但如果细看，则能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的，强悍而智慧的光芒。我想，这就是他作为诗人的“反骨”。如无叛逆之心，则难有特立独行的诗心、诗骨，也难以领悟诗歌的艺术真谛。后来，接触多了，果然印证了我的想法，永强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也是个优秀的诗人。他饱含孤独与反省的诗句，似乎离这个时代很远，但似乎又很近。他探索人性和人心的疆界，他是忧伤而闷骚的诗歌浪子。
――房伟（青年作家、评论家）
老四：“85后”诗人的荒谬与荣耀
□徐敏
“85后”山东籍诗人老四正在诗歌界显露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他的诗歌既直射现实矛盾又朴实细腻，主要反映沂蒙的东汶河、茶棚村和旅居城市的漂泊艰辛。2015年5月30日晚，诗人老四做客由山东省星空体育（中国）、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济南时报主办的作家讲堂，与诗歌爱好者们分享了他的诗歌创作历程、以及对“80后”诗歌群体的认识等。
30岁时仍未写出代表作
作为年仅30岁的年轻诗人，老四谈到他和诗歌结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中之前对诗歌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学到的古体诗；中学时，他曾把《沁园春・雪》改写成文言文，语文老师对此大加赞赏；高中时，有次犯了错误被要求写检查，他再次洋洋洒洒地用文言文写就，不料这次碰上的老师并不喜欢文学，还打了他两个耳光，并称“打得就是文言文”。老四回忆，那时候班里有不少同学喜欢写诗，所谓写诗，其实就是照着课本里的古体诗填词造句，还互相吹捧为“诗圣”“诗仙”。这段比较浅显的文学经历是老四对于诗歌爱好的萌芽。
读大学时期，老四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本着对诗歌的热爱和不间断的零散创作，加入文学社半年后，老四当选主编。“那时候我20岁左右，诗歌基本上围绕着校园生活展开。”老四说，20岁之前，先天的才华决定着经验写作，凭借童年记忆和对语言的敏感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30岁时单纯的经验写作和理性思维不能满足创作需求，理性和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开始左右创作。如今回想这十年，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诗歌，不过“感觉并没有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老四谈到，有人说，作为一个诗人，30岁之前写不出所谓的代表作，是不合格的。海子25岁淹没于铁轨，博尔赫斯在24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老四直言30岁的他还没有写出所谓的代表作，却在精神上附着于博尔赫斯。
钟情于自己诗人的身份
“除了写诗，他还是一个不称职的记者/一个三流编辑/除了文字，他从未参与过任何生产力的制造/一个无可救药的好人/他有时为罪犯辩护，所有被抛弃的人/都是他的伙伴。”老四曾在一首诗中这样直面剖析自己。
谈到自己诗人和小说家的身份时，老四显然更钟情于诗人这个身份。虽然出版过小说，有写长篇小说的野心，也兼写文化散文，老四认为，诗人和小说家天然不是一个群体，他们的思维，各自占据了大脑的不同方位。小说家是向外的，向整个世界寻求价值的安慰；诗人是向内的，向自己的灵魂追索宇宙的奥秘。
“在这个一半人创业，一半人炒股的时代，委实很少有人坐下来谈谈诗歌了。”老四说，写诗数年，突然觉得诗让人越来越紧，喘不过气来。诗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酣畅淋漓，吞云吐雾，最起码应该完全摆脱功利。所以就逃开一点儿距离，不要把眼睛贴到上面，离开十米，二十米，甚至忘掉。而小说则是巨大的调剂，就像魔兽世界，那是一砖一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城堡。老四说，在这个城堡里，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可以让最肮脏的眼睛登上王位――丑恶的悲剧才是文学的终极目标。小说还需要那么多丑角，那么多二人转，那么多郭德纲。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是满纸的调笑、调情、调羹，你低头乐着、快意着，小曲哼着，小酒喝着，最后一抬头，咔吧，被人一刀剁了。
老四说，小说家可以是一个职业，诗人却从来不是。“从前有人曾经呼吁过“饿死诗人”，到了2015年物欲横流的今天，不是饿死诗人，而是诗人早已死去了。不过，他自己仍然恪守着自己的诗人身份，热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的荒谬。
“80后”作家创作越来越雷同
从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老四谈道，他看到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举例来说，山东的“80后”和四川的“80后”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一样喝着可乐，玩着微博，从各种客户端上分享着同样的话题，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字眼充斥着网络和他们的视觉。山东大学星空体育（中国）副教授丛新强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说，现在年轻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差不多，面对的环境都是雷同的，怎样超越这个雷同的世界让创作的生命价值不受到影响，是作家需要面对的。
“比如此前谈到山东作家和陕西作家的区别，陕西作家的小说喜欢讨论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或者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纠结关系。”老四说，而山东作家则更多地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倾向于表达出从一而终的价值观。反观“80后”这个创作群体，作品却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山东的“80后”诗人的创作和四川、江苏的同龄人的创作差异性很小。
老四说，作家张炜30岁写出《古船》，余华33岁写出《活着》，不管“80后”“90后”有多大的才华和文学功底，《古船》这样的作品已不可能在青年中产生，这和时代变化与接收问题的角度有很大关系。这种雷同性也犹如很多作家创作的乡土情结，一个作家给自己的创作划定一个创作的“根据地”，数十年来这样的“根据地”已经越来越多。与其这样鹦鹉学舌，不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和别人“孤独着同样的孤独，彷徨着同样的彷徨”。
（原载于2015年6月3日《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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