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晚，星空体育（中国）历山论坛“中国现代文人与外界的合作——以欧阳予倩的戏剧活动为例”于教学三楼3141会议室成功举办。主讲人202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胡玥，从戏剧入手论述中国现代作家的跨界活动问题，并以欧阳予倩的戏剧活动为例与同学们分享其对上述跨界现象的理解，带领同学们漫步学术殿堂，引发了同学们的深入思考。
胡玥首先通过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述了文学（特别是戏剧）与政治、教育等领域间，作家（戏剧家）与政治家、教育家等人间共谋与分歧的双向互动，并阐释了其从戏剧入手、以欧阳予倩的戏剧活动为例论述中国现代作家的跨界活动问题的缘由。胡玥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戏剧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更加直接地与政治、社会产生联系，与普通民众更加亲近，因而从戏剧入手能够更清晰直观地展露这种双向互动。另外，胡玥认为以欧阳予倩的戏剧活动为例论述中国现代作家的跨界活动问题具有典型性，因为欧阳予倩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戏剧社团——春柳社的一员，春柳同人中也唯有他将戏剧事业进行到底；再加上他从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到建设广东戏剧研究所，再到1949年之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戏剧活动，始终处在与政治家、教育家的合作之中，也参与进了一些政治、社会运动，乃至革命实践。
接下来，胡玥细致介绍了欧阳予倩的戏剧活动，指出欧阳予倩通过戏剧改良、戏剧教育等方式努力发挥文艺在社会教育、救亡图存、大众启蒙等方面的作用。欧阳予倩于1919年受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张謇之邀，来到江苏南通共谋戏剧事业。张謇不仅提供资金，也力排众议支持欧阳予倩的理念；欧阳予倩参与主持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戏剧学校——伶工学社、现代地方剧场——更俗剧场，还进行了京剧改革。然而，两人间依然有很大的间隙，欧阳予倩在一些剧作的排演上也不得不妥协，最后由于张謇无法继续提供资金、欧阳予倩与当地士绅意见不合等原因，戏剧事业流产。但这是“五四”时期戏剧家与实业家以社会教育为共同目标，在戏剧事业道路上的一次合作，是戏剧与教育事业的汇流，其意义不容忽视。1929年，在国民党左翼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的邀请下，欧阳予倩赴广州建立广东戏剧研究所及附设学校，实践了自己的“平民戏剧”理念与“中国新歌剧”的构想，也更为系统地进行了戏剧学校建设。广东戏剧研究所虽隶属于广东地方政府，但省主席陈铭枢给了欧阳予倩很大的自由空间，给予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使欧阳予倩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实践自己的理念，通过戏剧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两人间的间隙同样存在。1938年，欧阳予倩在政治家、教育家马君武的邀请下来到桂林，担任广西地方政府的顾问，创立桂戏促进会及附设学校，领导了桂剧改革。他创作并排演的话剧《忠王李秀成》、桂戏《桃花扇》等对广西民众产生了鼓舞作用。1944年，欧阳予倩与田汉等人共同领导了第一届西南剧展。剧展同时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上演了“五四”以来的多部话剧、戏曲，展出了多份戏剧资料，在大后方士气低落之时对抗战产生了鼓舞作用。1949年后，欧阳予倩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他后来的戏剧理念及实践深受党的指导思想以及《讲话》的影响，还与李伯钊形成了革命友谊。总之，在实践中，戏剧家虽多少依赖于他人，但始终保持着独立性，与其他领域人士间既有共谋，也有妥协，呈现复杂的关系。
此外，胡玥论及了张伯苓、张彭春兄弟的南开戏剧教育，指出南开戏剧教育源于“教育救国”运动，有着很强的启蒙与社会教育目的。南开戏剧运动初期，张伯苓、周恩来等人创作了或宣扬新思想、或有助于社会教化的剧作。张彭春回国后，改造南开剧团先前的政治功利性倾向，更多地注重艺术方面的培育，影响了曹禺的戏剧创作。曹禺既接受了南开戏剧教育，又突破了其局限，创作出了具有重要地位的剧作。
胡玥最后总结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学与其他多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在“救亡”与“启蒙”的探索中不断建构中国现代文化。作家在与外界人士的合作中参与进了政治、教育等领域的运动；政治、教育等领域的运动也会孕育出优秀的作家。有的优秀作家创作的动力也会来自于政治等因素，虽孕育于政治，但也会超越政治，走向审美追求。
整场讲座，胡玥讲解地条分缕析、深入浅出，通过对繁杂史料的归拢和精炼，择选典型事例，归纳总结出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展现出严谨求实、潜心钻研的治学态度，有效发挥了博士生的榜样示范作用。
撰稿：王琪
摄影：张颖
审核：杜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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