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与回归：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文法研究

5月11日下午，星空体育副教授郭超颖于教学三楼3135作了题为“检视与回归：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文法研究”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星空体育韩悦老师主持，古籍整理研究所何会老师、山东大学相关专业博士，及星空体育（中国）众多研究生、本科生共同聆听了报告。

郭老师以“为什么做文法研究”为开端，以梳理唐宋以来礼学研究路径与范式为切入，指出清人治学严谨坚实，注重指示治学门径，然而受此方面影响，长久以来的经学、礼学研究中出现了对条例重视程度过高，从而导致依赖性太强的问题。这导致形成了文法属辞研究和义例研究陷入只对现象进行罗列归纳而无法更深入更系统诠释的僵局。郭老师进而指出，凡例之学固然极其重要，然而就《仪礼》整体来看，还存在更为根本更为核心的经纬——此即礼义理据。这些礼义原则是隐藏着的逻辑脉络，礼仪礼制，就是靠这些规义得以具体生成、实现、和辗转变化。也就是说，凡例或为礼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通熟于郑氏礼义后，对三《礼》内在之思维方式即能有明晰的把握。这样不但有利于对经文的理解，而且可以触类旁通，因此，我们应当更加重视事理和情理的理据建设。

其次，郭老师提出了文法研究应有的两个梯阶。第一个是逐渐构建起来的甲金文法先秦经典文本文法体系，第二个是以郑玄为代表的汉魏经师所系统揭示与构建起来的文法体系。郭老师重点介绍了郑玄的文法体系。首先，经的性质决定了经文有属辞文法，经典实质上就是蕴含着价值期许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事理文本经典。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对经文文法的分类，实质上是体现了六朝时期经学系统论构建的学术风尚。贾公彦《仪礼疏》《周礼疏》在经注阐释的维度与层面上其实并未有所偏失，而且贾公彦十分善于把握《周礼》《仪礼》的关系。然而唐宋以后,《仪礼》学学术风尚发生转型，文法作为经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因为新诠释体系的建立而被破除，故而这一传统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其后，郭老师指出清前期的礼学研究颇有气象，甚有呼应汉唐注疏的志趣，并从他们对文法、注疏体例、礼义等多方面的关注进行了阐释：章学诚欲融通经史之义，再提《易》辞通于《春秋》之例，便是重回归经文文法议题的典型风向；道咸年间，陈澧受陆陇其启发，倡议“经注疏立文之例”与礼意，是清代后期《仪礼》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探求礼意，核心就是经注，这就把焦点从辨析诸家之争，拉回到了经文本体；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已认识并可运用文法解决问题；而曹元弼的《礼经学》正是在前人基础之上，提出了“经文例”的概念。

郭超颖老师提出文法和文例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文法”不能直接称为“文例”。“例”的背后侧重“事”，“法”的背后侧重“义”。事理法度、情理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条例，条例在于归纳，而礼义原则在于演绎。也正是因为缺乏更深入的探究原理，所以“例”的内容会流于繁杂，也会失于囊括内容的狭窄，这是我们应该重新检视的问题。

最后，郭超颖老师总结道，经文文法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领域，仍有诸多方面可以展望。回归元典本身，充分尊重经传注疏的事理逻辑与经义诠释，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往者虽旧，余味日新”的学术推进。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积淀思考的过程，青年研究者不宜“善为锋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当“以千古为心，以四海为量”。

郭老师的报告内容新颖，精彩纷呈，丰富的研究文献和开阔的研究视角极具启发性，给全场师生带来极大的收获。在交流互动环节，我院韩悦老师、何会老师，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陈翔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冰清博士、黄腾博士，依次对该场报告作了精彩点评；同学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本科生、研究生们在讨论环节发散思维，畅所欲言，汉语言专业本科生沈孟、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李巴克更是积极分享了讲座对自己的启发。本次学术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摄影：张凯璇

审核：郭超颖、李慧

终审：贾振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