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上午，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前客座教授，日本明海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教授，南昌大学退休教授，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顾问史有为先生应邀做客星空体育（中国），于教学三楼3153报告厅作题为“语文辞书演化杂议”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报告由星空体育李海英教授主持，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枣庄学院等多所高校的教师、学生到场聆听。
史有为先生从五个角度谈了自己对语文辞书演化的独到见解。第一，语文辞书从单元结构到双元结构的过程。传统辞书都是一元结构，就是以一种语文类单位为主线统御全书，可以称为“一元型”辞书。中国的语文辞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都是这样的类型。二元结构是指以汉字的“字头”领衔，先出现该“字头”的条目，然后出现一系列以该字打头的复音词词条。这样就形成“字”与“词”并列，二者都有详解条目，形成二元共容于一书的情况。字与词同时成为主线，贯穿并统御全书。这样的辞书可以称之为“二元型”辞书，一般名之为“词典”，但实际上“字”的地位比“词”略高一些，有领头羊的作用。这既打破中国《康熙字典》的传统，也打破了西方dictionary的传统，是二者的结合。细究起来，二元型辞书乃是两种辞书范式的叠加：一是《康熙字典》的基因，以汉字“字头”领衔，以部首排列，竖排；二是西语dictionary的模样，以一连串的“词目”领头的词条出列，按字母顺序排列，横排。二元型辞书既保留了《康熙字典》的以汉字为字头的传统，又接纳了dictionary以word为主角的模式，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辞书范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
第二，辞书术语层次的完善过程。首先是“字典”一词的通名化。最初一书一专名，如《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玉篇》，皆是专名。又如《康熙字典》本名为《字典》，“字典”二字就是专名，“康熙”二字是后人翻刻时所加，只是为了增光环、显身价。最早通名化的“字典”，应当是英国传教士R.Morrison（马礼逊）所编的《华英字典》。紧接着，邝其照《字典集成》、罗存德《英华字典》相继出版，进一步夯实了“字典”通名化的身份，开启了辞书发展的新历程。从此不必再为设计通名而苦恼，只需按照“限定词/专名+通名”格式命名即可。然后是“辞典”的来源。“辞典”一词引自日本。中国辞书接受“辞”的新义新用，有两条线：一是直接引进“辞典”作通名，二是“辞”与传统习惯结合的命名。紧接着，梳理了“辞书”一词的出现及其转身。“辞书”一词也是来自日本，这个词最初就是作为“辞典”的等义形式，是书名里的通名部分，如屈达之助《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57/1862）、山田武太郎《日本语大辞书》（1892）。最后，史有为先生简要介绍了“字典、辞典、词典”的使用与分野情况。
第三，字典在今天的存在价值。在这一部分中，史有为先生重点回顾了《新华字典》的由来及其蕴含的标准与机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文教急需之辞书空缺。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敦请魏建功先生主编一部字典，并为此成立“新华辞书社”。魏先生即以所拟“伍记小字典”原则付诸实施。1953年《新华字典》出版，即成为当年盛事。《新华字典》承担起将普通话具体化并加以推广的重任。在机制上，《新华字典》以字为主，字义分项，以字解词，本是中国的传统。而以一字推动认识许多复音词，可以少列多少词条，减少许多篇幅，降低不少成本，这在效度上是大可赞许的。《新华字典》是辞书历史上的一座具有里程意义的碑石，功不可没。
第四，语文辞书中异质成分的接纳。单语辞书，不接纳以另一种语言为背景的字符。具有其合理性。然而民族与语言的接触，却不以此为界。语言的本质是现实的，功利的。能方便交际，就会接受，并不理睬管理者设定的某些界限。尤其当这些异质成分成为国际性符号，更会如此。因此，“OK”和阿拉伯数字被各个民族群体所接受，就毫不奇怪了。当这些异质语言符号，稳定于某个民族语言时，那么语文辞书接纳它们，就是合情合理。汉语的辞书也不能例外。
第五，语文辞书的编写展望。一方面，史有为先生认为可以借鉴日本辞书的编法。日本讲解汉字词的辞书，以现代字形为主条，却网罗了古今许多信息，如字头的标准字形、异体字（含古体字）字形、日本语的音读、日本语的训读、中国普通话读音、用字类别、电脑使用的JIS码、电脑使用的UNICODE码等。此外，日本当代出版的辞书，包括小学生用的辞书，普遍具有套色（双色或多色）印刷、随词而插的插图或彩色插图（而非单独的图片页）等特点。这些都显示出日本编者们所持读者第一、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中国辞书应当多信息化、多功能化。中国的辞书似乎太重视辞书间的分工，缺少竞争，缺乏激励，这对辞书发展显然不利。现代辞书应该是多功能的，许多人不可能购买多种辞书，因此，一部辞书如果能多收录一些有用信息，将造福读者。史有为先生具体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项，增添汉字级别或类型的信息；第二项，增加中古语音信息；第三项，增添方言读音基本信息。
在交流互动环节，鲁东大学的冯海霞老师请教史有为先生：“一个字的某些义项有时能作词义，但有些只能作语素义，教留学生时，这些语素义是否应该解释出来？”史有为先生做出解答，他认为，语义是跟着环境变化的，环境可以指交际环境，可以指上下文环境，也可以是一个词的前后。一个字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解释为不同的意义，如“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25条释义，在《汉语大词典》中有40条释义。但如此繁多的释义条目是否有意义？更希望把整个词组看作管用的结构，使之成为词目，然后进行解释。
主持人李海英教授感谢史有为先生给大家带来思路流畅、条理清晰、涵盖全面的学术报告。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史有为，江苏常州人。1986年任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并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任南昌大学教授，1996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1992年应聘赴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开设硕士研究生课程，1998年至今任日本明海大学中国语学科与大学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科（即研究生院）教授及导师。曾任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主编，英国Journal of 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副主编，香港《普通话》和《语文建设通讯》编委。主编了包括《成语用法大词典》《时代新汉语词典》（新加坡）《新华外来词词典》等在内的多部辞书。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了《呼唤柔性——汉语语法探异》《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等多部专著，这些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撰稿：严敬文
摄影：严敬文
审核：张雨婷
终审：李海英、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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