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刘子凌副教授的文章《“绿色的永恒”：会长王瑶先生》刊发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刘子凌以灵动的笔触记述了王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期间的活动，多方面地呈现了王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
原文
“绿色的永恒”：会长王瑶先生
“被动”的会长
说来有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王瑶先生当的有些“被动”，也略显“曲折”。需要稍作说明才行。
1979年1月6日至18日，为审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三所学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选目，教育部出面召集国内若干高校的相关专家在北京开会。会议快要结束之际，有京外与会代表提议成立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探讨学术、沟通信息的团体，得到赞同。某次午餐后，大家趁机一番讨论，一致同意成立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简称“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商定请王瑶先生出任会长，田仲济、任访秋两先生任副会长。
这次讨论，他不在现场。
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参与此事较多，据他们回忆，田仲济当时就建议请王瑶先生牵头推进——在陆耀东的印象里，田仲济甚至说，研究会能否成立，关键在王瑶先生，一定要先征求王先生的意见。为此，陆耀东、黄曼君、严家炎三位专程到北大镜春园76号王瑶先生家里说明情况，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代表们的要求，研究会于是开始筹备。用当下流行的话说，王瑶这是“被”会长。不过此时的“会”，还叫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三个月后的4月10日至30日，北方八省、区十七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定稿会在西安召开，参会的学者也被整合进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推选产生了理事会。不久，全国社会科学系统的专业研究者也加入了这一学术组织。于是，1980年7月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组织正式定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王瑶先生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会长。之所以称第二届，是因为把时间较为短暂的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视为第一届理事会。所以，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其实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任会长。
今天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历史，当事人（如严家炎、陆耀东、卓如、丁尔纲等）的回忆和相关的动态信息（如《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包头举行》等），虽详略不同，但大都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接近的故事。这种讲述让后来者感受到事件的高度戏剧性——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王瑶的“被”会长，带有偶然的性质。
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比如说，何以1979年初的一次以具体的业务探讨为主题，并无其他议程的会议，就迅速地、共识性地酝酿出一个学术团体？成立研究会的这一提议有何切近的参照？动力从何而来？此前有无迹象或苗头？这些细节问题，都还有待更细致的史料钩沉才能回答。
但王瑶先生之众望所归，殆无疑义。
王瑶本以中古文学研究开启自己的学术历程。他在西南联大的本科毕业论文是《魏晋文论的发展》（1943），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的毕业论文是《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1946），后来结集成书的《中古文学史论》，更是被视为所在领域的经典之作。他的这些成绩，很好地延续了导师朱自清学术薪火的一个侧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校办学思路改革，“中国新文学史”成为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一时之间，师资匮乏，35岁的王瑶便被安排教这门课。尽管他正“打算要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1]，但骤然调整，却也做得有声有色。1951年，他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出版了，1953年又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合计60多万字。学者夏中义仔细计算过，写作过程约28个月，每月2万字，“几近一气呵成”[2]。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问世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由中古文学跳到现代文学，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王瑶的成功固然令人惊讶；而拉开足够的历史距离再看，其间却也有诸多草蛇灰线可寻。弟子陈平原曾分析，这一“华丽转身”其实是“压力”和“诱惑”并存。所谓“诱惑”，并非贬义，因为“对一个敏感的学者来说”，“他必须思考：整个社会转型以后，知何安身立命？”在新社会里，现代文学研究中蕴含的学术生长点，王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他本就具备“内在的知识准备和学术史意识”：他曾很密切地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他对鲁迅向来崇拜，也认知极深；还有，他的导师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讲义。[3]在最后一条线索上，他又延续了朱自清学术薪火的另一侧面。虽然朱、王师弟二人性格一严谨一通脱，迥乎不同，但恰是后者相对完整地继承了前者的学术衣钵，并发扬光大。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很多情况下，历史在提供机遇时是何等吝啬。这也是我们为王瑶先生的敏锐头脑和出色成就感到叹服的原因。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全面启动于1949年开课，到1952年6月22日《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完稿，三年之内，就完成了“一个学科的奠基性著述”[4]。不夸张地说，这部文学史确实大致奠定了此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当然，它也相应地奠定了撰写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地位。
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是王瑶先生“被”会长的终极原因。
角色的转换
《中国新文学史稿》为王瑶带来学术的荣光，却也很长一个时期内给他造成了“麻烦”。这部书自出版之日起就命途多舛。1955年，王瑶的《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公开发表于《文艺报》，这部著作就此停止再印。接下来的20余年中，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偶有亮点，但总体上迹近停滞。借助王瑶留下来的“检讨书”，弟子钱理群揭示了他思想高压之下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内部“文件”，学者陈徒手也勾勒出王瑶“在愈演愈烈的风暴眼中蹒跚而行”的苦涩身影。
现代文学正常研究秩序的恢复，是“新时期”到来之后的事。1979年确实是一个百废待兴、人怀壮志的年份。《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报道这样表述：“代表们畅谈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术界出现的大好形势。为了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共同探讨高等院校现代文学科研和教学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经常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能够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服务，筹备会议决定，在高等院校范围内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5]这些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词句，再好不过地勾画了研究会成立的历史语境。
王瑶先生也感染着这种时代氛围。1980年元旦，他应邀写下七律一首：“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显然也是要有所作为。
然而，逝水不复。他的内心深处，另有想法。送走了最能出成绩的20余年光阴，王瑶先生体认到时间的残酷。当年他曾放言“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6]，如今外在的枷锁解除了，可在1979年8月31日致王德厚（得后）的信中，他又说：“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7]如陈平原的观察所言，“不是真的写不出来，而是写出来了又怎么样？对于眼界很高的王瑶来说，既然没办法达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放弃又有何妨？苦于太清醒，王瑶明显知道自己努力的边界与极限……”[8]
当然，“放弃”“自己的学术理想”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或者什么都不做，用王瑶先生特有的表达方式，他此时向不同的对象不断重复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还是垂死挣扎比坐以待毙好”。钱理群深知导师一生崇敬鲁迅，他从王瑶这样的选择马上联想到鲁迅《野草》里“死火”的两难——要么“冻灭”，要么“烧完”。所谓“垂死挣扎”，就是“烧完”[9]。个人著述既然难有突破，会长的位置便成为王瑶先生晚年挥洒才华的重要舞台。
考虑到八十年代的社会氛围，这一次，王瑶先生又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学术界一向非常重视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刊登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但有一点不可忽略，这篇文章是脱胎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主题报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如上所述，就是这次包头会议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定名，并推选王瑶为第一任会长，那么，这篇文章还应该被视为某种纲领性、指导性的文件，它的意义不是仅仅宣示王瑶个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家之言，还凝结了他在那样一个“解冻”时刻对这个学科的学术定位、未来走向的整体思考。
这篇文章以学科的困境开端，一开头就提出现代文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结果就是“总的看来，我们的科学水平还不高，距离时代和人民对这门学科的要求还相当远”。学科的科学水平不高，这是反复出现于王瑶先生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讲话和论著里的基本判断。要说由此而使现代文学研究遭遇了某种合法性危机，也并不为过。王瑶先生做出这种判断，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只从枝节上为学科把脉，而必须直面根本性的险境。
正因为是源于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危机感，他对文学史学科性质的判定——“文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不是说他的这一提法仅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事实上，对历史而非诗文或审美更感兴趣是王瑶治学的重要特点；更关键的是，强调文学史不同于文艺理论或文学批评，强调文学史与历史科学的亲缘性质，就等于将现代文学研究接通乃至汇入了中国悠久而又漫长的史学传统，把现代文学学科锚定在一个不可撼动的根基之上。一锤定音，王瑶给现代文学研究定下了基调，他对这一立场的认定也没有再发生动摇。学者姜涛注意到，即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瑶的态度“似乎更为开放”，但“那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仍然像磁场一样发生强大的作用”[10]。
由这种视野出发，王瑶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必须把作品放在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不能只分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还要探讨它的历史的地位和贡献。文学史不仅要评价作品，还要写出这个作品在文学史上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
这些看法很容易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陈词滥调——这种痕迹当然是有的，甚至还很清晰，但王瑶先生学术思想的超越性还表现在，经由“文学”（“作品”）和“历史”的话语焊接，现代文学实际上不是要从现代历史中取得自己的意义，它已然成为“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只要后来者不是无视那样一段“历史”，也就同样不能无视作为其一部分的“文学”。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学科获得解决的不只是研究思路之类的技术性环节，还在根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
将“文学”置入“历史”，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让现代文学研究从“象牙之塔”步入“十字街头”，而且是通衢大道意义上的“十字街头”，它可以纵贯东西，穿越古今，也可以与精神产品的其他门类一起接受学术工作的清理与审视，从而获得了闪转腾挪的超大空间。90年代以后由现代文学研究拓展开去的许多学术潮流，或许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的根据。
极而言之，在王瑶先生的潜意识里，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或许不只是不同的学术领域，它们还可能居于不同的层级。对他来说，文学史显然居于相对高端的位置。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以“现代文学研究”为题，而正文却几乎是一直在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课题，而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未作任何辨析。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心目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史”研究，甚至就是“历史”研究。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但就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与未来走向而言，它是深刻的。
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仍需要从老会长的这番言说中思考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
除了首届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王瑶先生没有发表过什么“任职演讲”，但他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这一职位的工作的。
当事人樊骏看得很清楚，在王瑶先生的主持下，研究会的“每次年会，都包含了会员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的双重内容”。他坚持“总是用大部分时间讨论学术问题，事先拟定中心议题，要求与会者普遍提交论文，约请专人在会上作重点发言(有时由他自己承担)，采用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有尽可能多的出席者能够较为充分地发表意见”。即便“理事会的时间较为短促，又需要处理一系列具体事务，他同样要求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就学科的最新动向交流信息，再从中归纳出一两个问题交换意见；有时还欢迎理事以外的同行列席，以增强学术气氛和提高讨论质量，实际上开成小型的学术讨论会”[11]。
卓如也做过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任会长期间，“在王瑶先生主持下，学会先后举办了全国性的大型的学术讨论会四次、中型的学术讨论会六次”，而且“历次学术会议，都是根据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选择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中心议题，经过理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后，组织讨论”。参加讨论会的达到1580人次，为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累计480余篇。
王瑶先生不是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仅仅要求别人去执行他的意志。据卓如回忆，每次讨论会前她都要陪同樊骏到王瑶家里“详细汇报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王瑶首先是“特别关注讨论的问题”，同时对于会务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也给出“简单、明确的解决办法”。每次会议，他都还亲自主持，会前致开幕词，会中即兴发言，闭幕时发表讲话，一丝不苟。[12]这些讲话中闪光的片段，有很多已经进入当事人的回忆文字而广为人知。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这种投入程度，没有足够的责任感，是无法想象的。
单纯的数字罗列也不能说明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所要求的努力和艰辛。需知80年代国内的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包头会议历时7天，180人左右参会，办会经费是1万元，还是包头师专校长关文彬带着中文系副主任丁尔纲去市财政局副局长那里“超额”要下来的——本来获批的经费只有8000元。
作为会长，王瑶先生参与学术会议时在经费方面也从不搞特殊。如果夫人随行，伙食费全额支付，不享受任何补贴，外出参观正常交车费，住宿也是另外开单交住宿费。这带有“计划经济”思维印迹的老派做法，今人看来或许觉得无足轻重，但知情者都清楚那是一个时代特有的风采，而且几乎已成绝响。
总之，一方面是对学科重建的高屋建瓴的设想，一方面是对学术活动的持续推动，经由种种努力，王瑶先生实现了自己的角色转换，由一个出色的学者，转型为恪尽职守的学术组织者，其影响力实实在在地覆盖了整个一门学科。
“大树”的智慧
在王瑶先生任会长期间召开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中，有两次被称为“创举”，那就是“以近年来出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新人为主的创新座谈会”[13]。甘愿把舞台让给晚辈，这既体现了前辈学人的宽阔胸襟，也是学科发展代有传人，获得不竭动力的基本前提。王瑶在其中的一次创新座谈会上公开提到，“近年来我们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他们思想活跃，富有时代敏感，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打破旧的框框。因此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和潜力，帮助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对于这门学科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14]。
说到作育人才，承上启下，说到引领整个学科健康发展，济济多士，王瑶先生执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可谓当仁不让。此处如果开列一份名单，未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如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里，有多少人获益于研究会的培植、扶助与关怀！王瑶去世后一众后辈学者的深切追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为实现推出新人的目标，具体到研究会的工作内容，有一个平台至关重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
《丛刊》的创办，是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酝酿与筹备之时就已提上日程的议程，同人把这份刊物视为与研究会章程同样重要的事项。刊物创刊号上的《致读者》明确说，将“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欢迎同一研究题目但见解不同的论文，以利于展开学术讨论”，“以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为对象”，希望“能在大家的帮助下，对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些表达或许不是那么高亢，而其指向打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殷切期待却很清楚。
虽然在某些语境下王瑶讲过自己“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但这显然并非全部事实。在具体编务上，他的风格是抓大放小，但并非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在他的指导下深度参与《丛刊》工作的樊骏敏锐地看到，在研究会的诸多活动中，王瑶先生“最为重视的是《丛刊》的工作”，“每逢谈到必须办好这份刊物及其在研究会整个工作中的突出地位时，他喜欢以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作比喻，指出如果没有《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不可能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发生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所看重的是刊物能够为研究者发表成果、交流思想提供园地，可以成为新人走向学术界、走向成熟的阶梯，即它在学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15]不止一位在王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注意到，他屡次以年纪大了为理由希望辞去会长职务，不再连任，却始终做着《丛刊》的主编。
既然寄托了这样的期待，《丛刊》有一种特别向年轻学者倾斜的态势。创刊后不久，它就设计了“青年园地”、“青年论丛”、“研究生论文”乃至“大学生论文”之类的专栏，在推出新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另一位深度参与《丛刊》编辑工作的严家炎先生总结刊物的成绩，一共三条，第二条“《丛刊》催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新人的成长”，第三条“随着新生力量的成长和组稿工作的加强”，刊物的学术质量“逐渐显示出可贵的进展”——都与新人的涌现有直接的关系。[16]王瑶的弟子吴福辉1985年加入《丛刊》编务，他也同样发现，“管理编辑部和负责准备每一次的编委会时，培养青年学者的问题总是首当其冲地被提出的”。
丛刊编委会制度几经改易，复盘刊物编辑机构的变迁未免枯燥，文献具在，不难覆按，还是吴福辉来自工作现场的回忆更鲜活：
王瑶先生任主编十年，每年四次的编委会从不缺席，所以这个编辑会议的会风好得不能再好，一个旁观者冷丁地参加进去会感到枯燥，因为由执行编委按预先发下的“目录未定稿”一篇一篇介绍，大家随时插话，讨论时会为了一个题目、一个新栏目的名称，反复推敲字句，真是不厌其烦呢。然后替下一期的执行编委出一通主意，方散会。这个会多半是上午开，可以下延时间而不必考虑用餐。编委都是尽义务，不取分文。偶尔有一次，或者是碰不齐，或者是逢了个纪念日子，于是上午开会，编辑部的人准备快餐，干的是“肯德基”，太干，杨犁让文学馆的工友做鸡蛋甩袖汤，中西合璧，皆大欢喜。[17]
一言以蔽之，《丛刊》是一群文化人的精神事业。
《丛刊》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为当事人经常提起的困难之一也是经费。刊物最初的合作方是北京出版社。创刊号印3万册，销路良好。第二辑却大量积压。据严家炎回忆，从第四到十五辑，印数都是1万册左右。再低于6000册，就给出版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了。从第十六辑开始，北京出版社退出，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作家出版社接手。市场经济对学术生态的巨大冲击，在《丛刊》这里表现得同样突出。
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丛刊》编委没少想点子。有人建议以“青年园地”吸引大学生和研究生读者，有人建议提高定价介入发行，有人主张面向中学语文老师打开局面……也尝试过实际操作，在若干大学，委托一些青年教师设法代销，结果是滞销，只好收摊，“失败的原因待考”；但代销点一撤，各大学又纷纷反映买不到刊物，“弄得百思不得其解”。[18]“书生生意经”说来可笑，也令人感到心酸。
在1985到1986年最困难的时刻，用王瑶先生的话说，“蹒跚前行”的刊物又一次面临“心肌梗塞”，他几次提出要自费垫付出版所缺的1万元，被众人好歹劝住。樊骏写到这件事时颇为动情地反问道：“除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保留一块园地，他的这些努力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19]
经济上的诸种窘迫是研究会所遭遇的困难的一个方面，在八十年代那个思想解放的时刻，思想领域的状况，对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影响更为直接。
在《王瑶全集》里面，《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似乎是一篇并不很起眼的文章（原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表面看来，王瑶的主张，即现代文学起于“五四”，终于“文革”结束，也是老生常谈之一种。不一定人人同意，但无妨聊备一说。姜涛看到了王瑶“那种既看重事实又不粘滞于事实的灵活洞察力，以及那种在文学与历史、内部与外部、普通与特殊、通史与专史之间不断来往的辩证能力”，可谓别具只眼[20]。但就写作意图而言，这一文章还有更为具体的背景。
这篇文章的完成于1986年5月。一年之前，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名作《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旋即引发热烈争论。王瑶先生本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并不全然认同，三位作者清一色都是王瑶的学生，老师如何表态，不免引人注目。
《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因此带有相当的策略性。王瑶先生只字不提《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不涉及自己的学生，他从历史学界的不同提法讲起，最后若无其事地举出现代文学界一位年轻学者的文章，一并作为商榷的对象。这篇文章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点接近。如此一举数得，《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既表达了个人见解，又保护了学生，“对那位年轻朋友也不会有伤害”，而且“将讨论严格限制在学术的范围”[21]。异议者见到王瑶这番表态，也就不再纠缠。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王瑶先生高度的政治与学术智慧。不回避学术分歧，勇于争鸣，民主、宽容而又较真、坚持，作为前辈，也作为学者，这两方面的品格在他身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很多人惋惜王瑶先生晚年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报纸的字里行间研究政治，但这确实铸造了他巧妙的处事技巧。1988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上，钱理群发言主张和鲁迅“平视”而非仰视，会场也是出现轩然大波，指责他过分狂妄。王瑶登台了，他先是选择钱理群发言中不周全的地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马上平息了与会者的情绪，也是对学生的敲打。批评完了，最后他补上一句：“不过据我看，钱理群在北大讲鲁迅，比我讲得好。”[22]不动声色间，一场风波，化于无形。
不要以为王瑶只是无原则地回护自己的学生，很多人都证实，他对亲近的人批评相当多，甚至堪称“苛酷”。作家出版社接办《丛刊》，厂子不太好，印刷质量下降，“他知道内情，一句不批评”。刊物错字多，他在编委会上不找编辑部负责人，只问责自己的女儿。吴福辉于是深切感受到“王瑶先生的领导艺术”[23]。
批评归批评，保护归保护，这是一种清醒，也是一种境界。大家公认，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团结融洽，很有生气，取得较好的成绩”，创造了“活泼健康环境和气氛”[24]。原因自然很多，但会长的智慧肯定是其间较为重要的一项。
1989年底，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和巴金学术讨论会，王瑶先生冒着严寒离京赴沪。尽管出发前的体检结果很不乐观，尽管精神上承受着很大痛苦，他还是坚持南下，竟骤然逝世于上海旅途。可以说，他在会长的工作岗位上履职到了最后一刻。
“大树倒了。”这是钱理群在王瑶去世时的强烈感受。但如弟子孙玉石的诗句所云，前贤风范长存，他“拥有的却是绿色的永恒”[25]。
注释：
[1] 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2]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页。
[3] 张丽华：《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陈平原教授专访》，《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7日。
[4] 张丽华：《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陈平原教授专访》，《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7日。
[5]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
[6] 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7] 《19790831 致王德厚》，《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8] 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9] 钱理群：《王瑶先生的九句话》，《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7日。
[10] 姜涛：《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重读王瑶1980年代有关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论述》，《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11] 樊骏：《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12] 卓如：《“十年辛苦不寻常”——忆王瑶先生》，《往事踪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138页。
[13] 钱理群：《学会十五年工作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14]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5] 樊骏：《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16] 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17] 吴福辉：《本刊没有故事的故事——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18] 吴福辉：《本刊没有故事的故事——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19] 樊骏：《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20] 姜涛：《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重读王瑶1980年代有关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论述》，《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21] 钱理群：《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丁东主编：《先生之风》，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22] 钱理群：《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丁东主编：《先生之风》，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23] 吴福辉：《本刊没有故事的故事——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24] 樊骏：《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25] 孙玉石：《他拥有绿色的永恒》，《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作者简介
刘子凌，星空体育副教授，兼任山东省茅盾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戏剧。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主持省社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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